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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地药材形成的沿革（黄璐琦，2005）

   道地药材又称地道药材，这一概念最早冗于药物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“土地所出，真伪新陈，并各有法”，强调了区分产地，讲究地道的重要性，并且《神农本草经》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，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地道色彩，如巴戟天、蜀椒、蜀枣（山茱萸别名）、秦椒、秦皮、吴茱萸、阿胶、代赫石等。巴、蜀、秦、吴、东阿、代州都是西周前后的古国地名，并且每药所记虽无具体产地，却有生山谷、川谷、川泽、池泽、大泽、丘陵、田野、道旁、平土等大略生境，可见《神农本草经》已带有朴素的生态学的思想。同时代的中医学专著《内经》从理论上阐述了道地药材的意义，指出“岁物者，天地之专精也。”。而《伤寒论》则是最早使用道地药材的方书，书中所用阿胶、巴豆、代赫石等均为道地药材。

    南朝陶弘景所著《本草经集注》中进一步论述了药物地道的重要性，即：“诸药所生，皆有境界。……多出近道，气力性理，不及本邦。……所以疗病不及往人，亦当缘此故也。蜀药及北药，虽有去来，亦复非精者。……上党人参，殆不复售。华阴细辛，弃之如芥。”指出就地取材产生的混乱和不良后果。这是历代本草第一次论述道地与非地道药材对临床疗效的影响。书中对40多种地道药材质量用“第一”、“最胜”、“为良”“为胜”等加以记述。

    到了公元7世纪，道地药材的概念更加强化。唐代官方修定的《新修本草》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。书中对道地药材有精辟论述：“窃以动植物形生，因方桀性，春秋节变，感气殊功，离其本土，其质同而效异”。唐代孙思邈所编著的《千金翼方》中，最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地药材来归纳药材产地，特别强调“用药必依土地”，这些可能为后世采用“道地药材”的术语奠定了基础。

    宋代中医药学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道地药材的经验，唐慎微的《证类本草》对道地药材的记载较汉、唐丰富得多，尤其附图的图题均冠以产地名称，如“银州柴胡”、“成得军狗脊”、“齐州半夏”等，共144处（包括州、军、京、府），约250种药材。寇宗奭的《本草衍义》提出“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，则药力具，用之有据。”一代名医李杲从临床经验总结到：“凡诸草木昆虫，产之有地，失其地则性味少异。”

    明末汤显祖《牡丹亭》中，首次出现了“道地药材”一称。这一名称的出现就象是胎儿落地后赋予的名字而已，决不意味着道地药材的起始。道地药材发展到明清，无论是在生产、流通、应用方面，还是在有关理论探讨方面，都已日趋成熟和形成体系（郑金生，1990）。在官方组织修订的《本草品汇精要》中，大量记载植物药的地道，全书植物药916种，有明确地道优劣的占268种，包括川药32种，广药27种，怀药8种，其他199种。陈嘉谟在《本草蒙荃》中也强调，“各有相宜地产，气味功力自异寻常，……一方土地出一方药也。”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对水土的论述尤为深刻：“性从地变，质与物迁，……沧卤能盐，阿井能胶，……将行药势，独不择夫水哉？”并在许多单位药下记载其最优产地，如麦冬条下：“浙中来者甚良”，薄荷条下：“今人药用，多以苏州为胜。”（黄璐琦，2004）

   此后，道地药材的概念及理念贯穿于中医药临床实践中。清代诸多医家发现药物效用不灵的原因之一是“地道”问题。如徐大椿在《药性变迁论》中指出：“当时初用之始，必有所产之地，此乃本生之土，故气厚而力全。以后移种他方，则地气移而力薄矣。”

    解放后，道地药材不仅象千百年来一样受到医家的推崇，道地药材的研究发展也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。不少学者就道地药材科学性相关问题展开研究，《中国道地药材》（胡世林，1989）、《中国道地药材图说》（胡世林，1998）、《道地药材图典》（王强，2002）的出版是道地药材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。